《编年史》的可贵正像一座空白待开的舞台，一位审慎又谦恭的绅士，将自己的所学所知都交付到了巴赫手中。这首先是修正（对演奏和电影语法），然后是反抗，再其次是我们久已失去的谦恭和让渡：将巴赫不多不少地还到巴赫手中，因为他的手便是“言语”的保证，而他也或许是最后一个忠于身体-音乐的均衡主义者（从莫扎特开始，音乐便从声音和身份选择中双双失去了这种身体的自足性，而加入了器具和语言的混浊）——也是同一种纯粹的歌唱性将我们领至开向永恒的海边。无疑，这位绅士—斯特劳布夫妇的所学正是电影，一应俱全的魔术，它穿越时间的风景，带我们跌入应接不暇的梦境之中。